高开道，沧州阳信人也。少以煮盐自给，有勇力，走及奔马。隋大业末，河间人格谦拥兵于豆卤亢，开道往从之，署为将军。后谦为隋师所灭，开道与其党百余人亡匿海曲。复出掠沧州，招集得数百人……时开道亲兵数百人，皆勇敢士也，号为“义儿”。

        高开道因豆卤亢余部起家，其亲兵义儿有一部分为与之共同逃亡的豆卤亢亲信。据此，我们不但可以将高开道列入豆卤亢系统，而且据义儿制，可以推知，高开道即使是汉人，他和他的豆卤亢部下也都胡化严重。豆卤亢部众有一部分追随高开道，另一部分则归并了窦建德。

        魏刀儿部众源于王须拔。同书卷54《窦建德传》[2]略云:

        有上谷贼帅王须拔自号漫天王，拥众数万，入掠幽州，流矢而死。其亚将魏刀儿代领其众，自号历山飞，入据深泽，有徒十万。

        王须拔自号漫天王，即使不是胡人，也汉化程度不高。

        综上所述，高鸡泊、豆卤亢系统的山东豪杰不但以骁勇著称，而且胡化严重，这一点在窦建德军队也有反映。窦建德及其部将都有不少养。武德四年，建德虎牢大败，“余党欲立建德养为主”，可见窦建德[3]行养之制。唐初名将苏定方，“骠悍多力，胆气绝伦”。他在追随窦建德时，“建德将高君雅甚爱之，养以为”[4]。可见在这部分山东豪杰，不但主帅，而且主要将领也有养，用养建立起一个个类似血缘关系的军事组织，俨然部落兵系统。养制盛行，正是窦建德将帅胡化的反映。

        在兵制上，窦建德所率部伍采用了胡化的军事组织；在将领的选择上，任用最为骠勇善战者的同时，也吸收了山东士和隋朝官吏进入其集团内部。据《旧唐书》卷54，“初，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皆杀之，唯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破宇化及后，窦建德“又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尚书左仆射，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自余随才拜授，委以政事”。因此，窦建德所统领的集团实际上包括山东豪杰及山东士、隋朝官吏两部分。

        除新归附的宇化及以下的隋朝官吏外，最初与窦氏共同举事的士人与胡化性强的山东豪杰的结盟是较稳固的。窦建德集团是一以胡化性更强的山东豪杰为心，集合士人参加的集团，因此，这一集团内部重大事件的决策，仍主要受山东豪杰影响。刘斌劝窦建德救王世充时说，“若唐军破后而郑可图，则因而灭之，总二国之众，乘唐军之败，长驱西入，京师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窦建德救郑，进军洛阳，仍未脱离山东豪杰视洛阳为心的窠臼[5]。当军队在虎牢不能前进时，建德部下对战略问题进行了探讨，《旧唐书》卷54记载:

        凌敬进说曰:“宜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居守。更率众鸣鼓建旗，太行，入上党，先声后实，传檄而定。渐趋壶口，稍骇蒲津，收河东之地，此策之上也……”建德将从之，而世充使长孙安世阴赍金玉啖其诸将，以乱其谋。众咸进谏曰:“凌敬书生耳，岂可与言战乎?”建德从之，退而谢敬曰:“今众心甚锐，此天赞我矣。因此决战，必将大捷。已依众议，不得从公言也。”

        窦建德未必不知道依凌敬之言，郑围即解。但诸将意在洛阳，即使没有长孙安世的重金行贿，对山东豪杰而言，直趋洛阳也比“太行，入上党”更有吸引力。杨玄感、李密、窦建德之败，主要原因都在于洛阳作为政治心对山东豪杰的影响上。

        唐平定东都后，窦建德与王世充同时作为俘虏，被送到长安。唐高祖释王世充而杀窦建德，史家多以为不公。实际上，窦建德必遭诛灭，是因为他领导的是一支胡化性强的山东豪杰与士人结合的部伍，这个集团无论山东豪杰还是士人，均难为大唐所用。据《旧唐书》卷54，窦建德失败后，其妻兄及所俘隋朝官吏如裴矩等降唐，这部分隋官如魏征等分别为唐高祖、太建成及秦王李世民所用，但窦氏集团的核心士人并未降唐。据《隋书》卷76《学传》记载，窦建德书令孔绍德在建德败后伏诛；书舍人刘斌专事刘黑闼，后与黑闼奔突厥，不知所终。这些士人均未能效忠新主。武将也是如此，除最早归降的普乐令程名振和胡大恩外，这一系统的山东豪杰极少致用于唐者，他们与久奉关陇贵族为主的黎阳、瓦岗寨系统的山东豪杰迥然不同。正因为窦建德统帅的是这样一个稳固、自成体系而不能纳入关陇势力的集团，唐高祖才斩杀建德，以绝这一集团之望。

        平窦建德后，河北诸州刺史皆更为唐官，卢士被派为瀛州刺史，李玄通出任定州总管。[6]唐官吏对建德部将多以严刑峻法绳之。《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七月条略云:

        窦建德之败也，其诸将多盗匿库物，及居闾里，暴横为民患。唐官吏多以法绳之，或加捶挞，建德故将皆惊惧不安。

        严治为当时对待窦建德控制地区实施的政策。唐高祖也派遣了安辑山东之人。《旧唐书》卷62《郑善果传》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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