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三个日本人的组织下，他们由日方和伪政权所谓的“授权”。重新控制鸦片的进口和分配，强制执行对鸦片行和烟民的许可条件。

        这种情况下原先杜老板手下的几个亲信也都纷纷反水。这些道德底线可以忽略不计的地痞流氓很快就投靠了日本人和伪政府，原本的青帮头目丁广坤就是其中之一。

        此时丁广坤的指挥部设在极斯菲尔路25号。下设两个分部，一个在极斯菲尔路12号，另一个在忆定盘路的一条弄堂里。

        目前沪西歹土地区几乎所有的赌场和烟铺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的同时，每个月还从这些藏W纳垢之地征收大量税赋以维持汉J政府的日常开销。

        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说，保持与中国地下势力的合作非常有必要。他们相信，这是保证控制上海的最好方法。一旦他们得以调动这些青帮力量，就能轻易制造动乱。SaO扰警方，逮捕抗日分子和抵抗代表。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只需要通过这些流氓而非武力占领，就可以控制上海的外国人地区。实际上这些本土流氓确实帮日本人做了不少龌龊的事情。

        很多日方和伪政府出面非常棘手的脏活，最终都交给这些青帮流氓去完成。然后伪政府假惺惺出面声讨，几日后抓几个替罪羊进去就算是有了交代。

        而保证青帮流氓能和他们合作，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极低。仅仅只需要提供大烟和赌博业执照给他们即可。

        定时定量给他们提供大烟贩卖，在控制区内颁发给他们相应执照。允许他们合法开设赌场和烟铺，这些青帮流氓就Si心塌地愿意为他们所用。

        不得不说，毒品销售是日本全面占领中国后的一个特sE。

        随着日军对中国国土的逐一占领，占领当局积极寻求垄断和扩大毒品的非法交易。至1939年，纯海洛因约卖300元一盎司，每个月光是从安徽、浙江和江苏的鸦片销售中可征到300万元的税收。

        毒品交易带来的税收占据汪伪政权总税赋的三分之一，这笔收入显然对于维持伪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同时每月另有300万元则交给了日本宪兵队和诸多特务机关。

        随着逃难流入上海的人口急剧增加，这里隐含着更大的潜在利益。

        日本人手中掌握着大量鸦片，其军队如今控制着经过绥远的土耳其交通要道，能够顺利地进行鸦片交易，每月贩运到中国境内的数量更是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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