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问得对”队长说，“您的那位司机跟在我们后面呢。”

        “看来有三十分钟了监视，现在就是这么回事。您认为，此地的密探中有谁会潜伏下来？谁在领导本地的‘蓝衣社’？”

        “这是百思而不解的谜，‘蓝衣社’由党来搞，还有高官负责。”

        “他是个病人？”

        “他很健康。”

        “我指的是心理状态。发言时他流泪吗？他提议为胜利干杯时声音硬咽吗？他真的坚信胜利？”

        “这样看来，他是有病，如果把幻想称之为病。”

        “也许是病，也许是近似于背叛的冷漠而谨慎的个人主义。”

        “那么更可能是前者。他的身体不好。”

        “有病归有病。队长，我不是无缘无故地问您‘2号’中的密探。我们要耍个手腕。等您无线电联络之后，我要当着他的面和您交谈，一切部谈，也提到这里的人谁有可能叛变，我要打听谁特别熟悉地形，谁能秘密地从城堡周围地区通过同延安建立联系明白吗？”

        “明白，我尽力而为。”

        “如果躲得远远的，通过您显然憎恨的76号特务之手把两个家伙扔进监狱，您也会有牵连的。”

        司机在叫李广元：“队长，上边来了急电。”

        “出了什么事？”李广元站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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