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李智云知道老农的情况并非大唐百姓的普遍情况，但他还是心底升起忧虑。

        终唐一朝，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并行。

        均田制，按照十八岁以上成年男子授田一顷，二十亩永业田，八十亩口分田来给。

        租庸调制，则是无论百姓贫富,按制缴纳定额税赋。

        租，即是田租，每丁每年纳粟二石。

        调，即每丁每年交纳绢二丈、棉三两，或是布二尺五丈、麻三斤。

        庸，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日，是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百姓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是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代役，这叫庸。

        表面看起来，没有问题，定额的税赋，均田的分配，能够给百姓足够的时间生产。

        同时，这也保证了府兵制的底子。

        但问题是，一旦人口过多，土地兼并严重，朝廷又没有多少田地分给百姓的时候，底层百姓没有田地，他们还要交定额租调，就会导致百姓大量沦为地主的佃农。而地主为了少缴纳税赋，一定会隐瞒人口不报。

        换句话说,想要均田制、租庸调制，永久行使下去，既要保证人口户籍始终清晰，同时还要防备土地兼并。

        现在是立朝之初，这种忧患还不存在，可几十年后就会渐渐显露出来。

        “老人家给哪位贵人当佃客啊？”

        “喏，韦氏。”老农手一指远处的韦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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