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林与方远曾就判例法与成文法的优劣有过探讨。

        成文法是将行为规范书写成文，哪些事情不能做，做了后有什么后果，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人一目了然。

        成文法国家的法典并不需要专业人士解读，普通百姓自己就能看懂。

        因为成文法国家的法典就是用来规范人民的行为的。

        判例法国家则不一样。

        判例法国家如果没有个资深的专业人士指导，不要说普通人，刚入行的行内人士都搞不懂哪儿是哪儿。

        布鲁克林与方远争论的主要矛盾点在于，布鲁克林认为成文法永远不可能穷举得净犯罪行为。

        人是具有创造性的。

        法典上写的清楚哪些行为违法，哪些行为犯罪，哪些行为做了会有什么后果，同时也意味着法典写了哪些行为做了不属于违法犯罪，不会被惩罚。

        法典规范了人民不能做的事情的同时，也划分出了灰色地带——即按照法典规范来说本应是不违法但实际违法。

        这种灰色地带会成为一心违法犯罪之人的可乘之机。

        相较于成文法国家的‘照本宣科’，判例法国家看起来‘很有人情味儿’。

        两人讨论时，方远曾感叹，不了解判例法，永远不知道这份‘人情味儿’之下，可能埋藏着多少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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