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1946年10月15日

        威利-克鲁格伸手拿起地板上破损不堪的闹钟，眯缝着一只眼看了看。五点半了，天还黑着，唯有铅色的月光从装了铁条的窗户和敞开的牢门口倾泻下来。一辆卡车起动后驶出监狱院，难得听到的发动机轰鸣声吵醒了他。在此之前，锤的敲击声和美国大兵压低了的喊叫声曾把他吵醒，但他又沉沉地睡了过去，直到卡车声重新唤醒了他。

        威利从帆布床上放下他的双腿，站在冰冷的石头地上。他开始穿衣服，这是染成黑色的、美国大兵废弃了的军服，专门发给他这样的监狱职员穿的。他离开自己的牢房，停在狭窄的过道上。一丝不安向他席卷而来：夜间的锤击声、驶离的汽车的响声。现在可能是白天了。自从两个星期之前的10月1日宣布判决以来，茫然无措像一团云雾萦绕着整个监狱。

        他开始向楼梯口走下去，楼梯口用带方格的铁丝网缚住，以防止犯人跳下自杀。自从被告被押解到这里审讯以来，已将近十四个月了，他每天清晨都从这里下来。威利不是一个善于沉思的人，否则他或许会想到他还有生存机会，因为他虽然身陷囹圄，却不是犯人，他比一个享受特权的犯人待遇要好些，但尚不如那些饮食良好的美国狱卒，威利就在这些人手下干活。

        在战争的最后几天，他是温克将军的第十二军团一个战地炊事班的下士，第十二军团负责阻挡俄国人向柏林的推进。威利当时最关心的事并非军团能否抵挡得住红军，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他的目的是避免成为俄国人的俘虏。多亏目前关押在这座监狱的卡尔-邓尼茨元帅，他同数万名德国士兵的目的最终实现了。邓尼茨在最后关头接替了希特勒，随着德军的全线崩溃，他决定把投降谈判拖延宝贵的数日，以使像威利这样的德国士兵西逃，使他们的命运落入较为宽厚的美国和英国部队之手。威利曾经试图向这位老人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但是邓尼茨生硬和令人生畏的态度使他退缩。

        威利向美军第军团投降之后，被关押在靠近莱茵河巴特克罗纳赫的一所战俘营里，这是看管四百万战败的德国人的两百个美军监狱之一。无论雨天还是晴天，他们都被安置在户外，每天有半份口粮供应外加一杯水。威利的那些逃脱了北非的酷热和俄国的严寒的伙伴，已经有数千人死在战俘营里。美国人称呼德国人为战犯，威利和他的同伴们对此表示不满。

        走投无路的威利靠狡诈逃脱了死亡。他在战前当侍者的时候，学会了一点儿简单的英语，他设法使自已被挑选在卢森堡的巴特蒙多尔夫一座临时搭就的监狱做一名有行动自由的犯人。在那里，他惊讶地发现他同德国首脑们在一起，这些人在他眼曾经像星星般的遥远。当十多名德国首脑被押解到纽伦堡，将要作为战犯受审时，威利面临着抉择。他可以获释回家，也可以留在纽伦堡监狱为美国人工作。对于他来说，家就是史温福的那幢公寓楼房，如今已被弹片炸成瓦砾碎石，他的妻儿就埋在那下面。美国人为他提供的是一个栖身之所和每日三餐，这已经超过了他的数以百万计的同胞现在梦寐以求的待遇。但是，为此他不得不生活在纽伦堡的监狱里。威利愉快地抓住了这个好差事。

        他从牢房区的主层向外张望，看到的是一幅熟悉的景象。在走廊的两端站立着美军看守，每个牢房外各有一名，他们通过一个方形窗口，目不转睛地盯着犯人，每两个小时换一岗，然后休息四个小时，二十四小时连续不断。看守们经常这样向威利打招呼：“随，威利，怎么样，你这个德国佬。”另一个受了伤的德国人在他经过时嘲笑他。每天早晨威利一到，卫兵们就把透过窗口直射在睡梦犯人脸上的聚光灯关掉，威利的到来成了一个信号。但是今天早上焦虑的气氛竟使这些傲慢无礼的年轻美国人态度和善了一些，他们向他点了点头，就让他过去了。

        他朝地下室走去，如同每天早晨那样，把白铁皮脸盆打满水后，送到每个牢房。经过五号牢房时，他朝里面瞥了一眼，迅急地瞧了瞧帝国大元帅的方脸，带有挑衅性的下颌，瘦削的鼻和薄薄的嘴唇。赫尔曼-戈林躺在那里，双手在毯外面，一副循规蹈矩的样，因此看守能够看到这双手。威利匆匆而过。他应该干的仅仅是分配用于盥洗的凉水，但是只要有时间，他总要为帝国元帅温水。特别是今天早晨，他不知道自己以后还能不能重施这种微薄的善举。站在牢房区尽头的下士挥手让他沿着地下室的阶梯到厨房去。威利笑了笑——他甚至在遭到他们的痛骂时仍保持笑容。事实是他不喜欢这些看守。他们就像是缺乏教养的孩一样。看守们对曾经显赫一时的帝国首脑直呼其名，甚至绰号，这种对待囚犯的行为令威利十分反感。

        他一边往下走，一边仔细地检查楼梯口。美国大兵习惯在楼梯口上偷偷地吸支烟，他每天早晨总能捡到一二只珍贵的烟蒂。

        威利-克鲁格经过时，赫尔曼-戈林并未睡着。那天晚上他时睡时醒。弗鲁克医生一直给他的阿米妥和西可巴比妥安眠药片失灵了。他也预感到了什么，而且比威利更有理由。看守猛然将刺人的聚光灯关掉后，戈林才睁开他的双眼。他觉得露在外面的双手冰凉。他不想醒来，于是又闭上了双眼。

        他肯定在回忆他青年时代的另一场战争的最后数日。记忆就像1918年7月某天早晨的太阳一样，清晰地停留在他的脑海。三个月前，他们的飞行队队长、“飞行马戏团”的缔造者里希特霍芬男爵在法国上空被击落身亡。里希特霍芬男爵有着强烈的传奇性色彩，他曾单枪匹马击落过八十架敌机。戈林因击落过二十一架敌机而荣获“荣誉勋章”，他还获得过德皇亲自授予的令人羡慕的“蓝勋勋章”，这使他足以向“红武士”里希特霍芬炫耀，他完全有望成为里希特霍芬的继承人。然而，飞行队却落入了只会按条令行事的飞行官员威廉-莱因哈特的手。戈林由于急躁、冲动，缺少沉稳，而被认为不配做一名指挥官。

        那年7月的一天早上，他和莱因哈特一道被送到艾德勒绍夫机场，去见荷兰出生的德国战斗机制造者安东尼-福克。在走出军官餐厅的路上，戈林发现在机场的一个角落，停着一架样笨拙的双翼飞机。他问福克，那是什么？福克答道，只是一架试验机。戈林表示要驾驶这架飞机。福克警告说，这架飞机还未曾充分检测，戈林却坚持为之。经过福克扼要解释操纵方法之后，戈林沿着草坪跑道颠簸地滑行，小心翼翼地操纵飞机升空。他的飞机拍击着地面，有时几乎擦着地皮飞行。飞机翻滚、盘旋、左右摇摆，最后，飞机倾斜着机翼呼啸着掠下，停在跑道上，戈林在惊异的人群面前跳下座舱。

        莱因哈特的自负驱使他也要驾机上天，他毕竟是里希特霍芬飞行马戏团的队长。众人目睹莱因哈特驾机冲上天空，不一会儿，地面上就听到爆裂声，飞机的左翼完全脱离了机体。这就是赫尔曼-戈林如何在二十五岁的年龄成为飞行马戏团的队长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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