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进屋后，一群美军士兵散乱地站起来行立正礼。法官席上放着一桶啤酒，法官席后面的墙上，有一块用红字写的招牌，上面写着“得克萨斯酒吧”，墙上还并排挂着几幅娇艳女的照片，另一个牌上则写着“今晚啤酒，售价半个马克”。房间里堆满了破椅、可口可乐瓶、啤酒瓶和糖果纸。在两张桌之间放着一架竖式钢琴。只有在门廊装饰华丽的枝形吊灯、一座巴洛克风格的大钟，以及用大理石雕刻的亚当和夏娃浮雕像，才使参观者联想起从前的得克萨斯酒吧的样。
他们还必须看点儿什么，上校边说边领着他们穿过车道，来到一座二十英尺高的砖墙前。上校解释说，这座墙的后面是四组牢房区，以大楼为核心，形成扇形布局，这里足可以容纳下二百名犯人。现在，监狱里关满了普通被告。然而，可以迅速地腾空一组牢区给战犯使用。上校介绍说，纽伦堡最好的大旅馆也仍然屹立着，奇迹般地完好无损。克莱将军指出，在这座事实上的死城，司法大厦给人们提供宽敞的办公空间，一座监狱和高级职员下榻的头等旅馆。杰克逊评论道，那是由于精确轰炸所致。
当车队在废墟缓缓地寻路向回行驶时，杰克逊在想，在这么一个乱糟糟的地方该怎样工作呢，如何说服英国和法国代表接受纽伦堡，怎么跟俄国人说，让他们放弃柏林？克莱说由他来做第一件事。他将要求巴顿将军在四十八小时之内调来一万五千名德国战俘，让他们清理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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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巴雷特尉是一个三十岁的芝加哥律师，他从他父亲，林肯时代的一个著名的税收官那里学到了记认重要档案的诀窍。巴雷特面前放着一份控告材料，这是由一个配属于纳粹占领下的乌克兰一个工厂的德国建筑官员赫尔曼-格雷比呈交的。在这份材料里，他详细地描述了他是如何出于好奇，跟随一个党卫军小分队的所见所闻。他目睹数千名犹太人被赶出杜布诺市区，来到城外的一座上筑堤岸上。格雷比写道：“没有喊叫和哭泣，这些犹太人赤身露体，一家又一家的站在一起，相互吻别……一个头发雪白的老妇人怀抱一个一岁的孩，边唱边拍。这个孩高兴地轻轻喃语……一个父亲正抓着一个大约十岁左右的男孩儿的手，慢慢地说着，男孩儿强忍着泪水。”一名党卫军站在隐藏在堤岸后面的一个深坑里，朝一个负责看守此刻正赤身**的犹太人的党卫军喊叫。过了一会儿，党卫军清点出大约二十人，命令他们走到土堆的后面。格雷比继续记道：“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女孩儿，苗条的身材，油黑的头发，当她走近我时，她指着自己说，二十三岁。”
巴雷特强迫自己读下去。这个德国人随后描写了他如何走到土堆的后面，看到坑里“已经填满了三分之二……我寻找执行枪决的人。他是一名党卫军，坐在狭窄的坑边，双足悬挂在坑口上来回摆动。在他的膝盖上放着一挺冲锋枪，嘴里叼着一根香烟。”五千名杜布诺犹太人就这样在短短的一个下午被消灭了。最令巴雷特感到震惊的是，这份材料并非在盟军审讯被逼出来的某个不愿开口的纳粹分的交代，而是在纳粹自己的档案发现的数千份普通档案的一份。
当初，杰克逊法官依赖陆军部的时候，还担心缺乏证据。现在，由于他的搭档多诺万的战略情报局的缘故，档案材料像河水般涌来。杰克逊在6月任命罗伯特-斯托里上校为新成立的档案处处长。斯托里在巴黎凯旋门附近的普雷斯堡大街七号建立了办事处，与此同时，还要决定出一个审判地点。巴雷特在斯托里手下工作。
7月旬，斯托里接到从战略情报局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电话是一个叫英格利希的海军少尉打来的。这位海军军官曾以战略情报局深不可测的方式被送往东欧地区，遍寻纳粹档案材料。他说，他打电话是由于他的偶然发现可能会使斯托里感兴趣。纳粹党的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首席助手，德国贵族巴龙-库尔特-冯-贝尔男爵愿意说出藏匿罗森堡所有档案材料的地点，条件是美国人给他留下他的那座16世纪的城堡的一部分，供他单独使用。冯-贝尔男爵随即引导美国人来到城堡下面第五层的一个地下室，找到捆着绿绳的四十七个板条箱。第二天，男爵和男爵夫人躲到他们的寝室，用一瓶1918年的香槟酒把毒药吞下自杀身亡。
斯托里命令英格利希海军少尉把板条箱空运到巴黎。四天后，一架C－47运输机载着三千磅的纳粹材料降落在奥利机场，那些材料非常详尽地记录了过去，可以追溯到1922年。
这就如同一个大坝决堤。继罗森堡的材料被发现后，又经一名德国外交部档案保管员透露消息，并带领斯托里的部下来到哈尔兹山脉，获得四百八十五吨重的外交书。希特勒的私人翻译保罗-施密特交出了十二卷最机密的外交政策会议记录。在奥贝尔萨尔兹堡的一个盐矿里，美军士兵找到德国空军的记录材料，以及赫尔曼-戈林在全欧洲抢劫来的艺术品。
7月下旬，另一个“炸弹”爆炸了。斯托里迅速拨通了杰克逊在伦敦的电话。伯奈斯计划的关键是第三帝国阴谋集团蓄意犯下侵略罪行。但是如何去证实呢？斯托里向杰克逊解释道，他的一个负责调查的下属发现了希特勒的参谋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将军的一份会议记录，会议是于1937年11月5日在柏林帝国总理官邸举行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希特勒、戈林沙h交部长冯-诺伊拉特、雷德尔元帅，以及少数其他高级领导人。根据霍斯巴赫的记录，希特勒告诉他的下属，他准备披露“我的最终意愿和遗嘱”。他说，德国的八千五百万人民代表了欧洲最纯洁的民族实体。国家目前的领土与其总人口是不相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为要求更多的生存空间提供了依据”。希特勒接着说：“德国的未来因此唯有依赖于解决对生存空间的需求，时间最晚不会迟于1943——1945年。”简言之，由于德国的邻国不愿把他们的国立交给德国，又由于德国的扩张是有充分理由的，因此，除了通过侵略获得，没有别的出路。这番话出自元首之嘴，变成霍斯巴赫将军的记录，现在，又提在斯托里的手。
霍斯巴赫记录的发现，连同装有纳粹入侵计划的件，以及保罗杰-巴雷特挖掘出来的格雷比报告这样的材料，使得杰克逊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盟国仅仅利用德国件作为证据，就可以宣判纳粹分有罪。证人的作用就远不那么必须了，再也没有什么比纳粹分的自供更能使人信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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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特-斯佩尔在法兰克福一个题为“德国战时生产的组织”的研讨会上阐述观点，他认为，整个战争他最大的敌人是官僚主义的惰性和愚蠢。这位第三帝国前军需部部长在解释他为何在某一时刻没能为前线搞到汽油的原因时说，这是因为前线急需的十八万桶汽油被当成供非洲军团使用的清水了。他说，而那时，德国人被赶出北＊已有两年了。听到这里，美国和英国的军官会意地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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