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利上校在速记本上胡乱地记录下基利的要求。他们还需要玻璃、砖瓦和胶合板，基利继续说道。终于，习惯于说什么都能搞到手的科利打断基利的话，询问在这座遭到破坏的城市里，他们到哪里可以找到这些材料。基利说，在纽伦堡的周围有工厂，只要让这些工厂重新开工就行了；他们可以从比利时空运玻璃。基利开始前停着的汽车走去。科利问基利什么时候能回来？基利回答说差不多一天的时间。他要去安斯巴赫的一座剧院，他已经看了那里的一些座位，这些座位正好适合于放在参观廊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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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弗兰克想，这些昔日的帝国巨人勇士如今看起来多么凄凉可悲。关押在此间的陆军元帅凯特尔，一度是一名非常典型的普鲁士贵族军官，尽管从明显褪了色的制服上，可以看出他的肩章已经被人撕掉了，但是，每当戈林经过时，他都要喀窿一声立正。还有像他一样做律师的威廉-弗里克，“纽伦堡法”的颁布者，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苏格兰方格呢运动夹克，所有的前襟钮扣都扣上了。最可怜的要数罗伯特-荣和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他俩抵达纽伦堡时，只有来时身上穿的衣服。美军已发给犯人们染成黑色的旧军服，上面标有X的标记，意思是“不宜再用”。弗兰克想，有一件事可以告诉莱，这座监狱是他过去见到前德国劳工阵线头的唯一地方。他们身上的皮带、吊带和鞋带都被取走了。8月12日，他们被带到监狱的C牢区，这是法院后面的监狱心区向四周辐射开来的四个牢区的一个。单人牢房排列在C牢区的两侧，牢区的两端分别有螺旋形的楼梯向上到三层。
十岁的施特赖歇尔身材矮小、结实，头顶光秃，他用一种愚蠢。傲慢的神色说：“找从前在这里待过许多次。”纳粹上台前，施特赖歇尔确实因为伤犹太人被关押过。在所有的犯人，汉斯-弗兰克最厌恶施特赖歇尔。这个卑下的小人甚至从纳粹主义把假装斯也学到手了。施特赖歇尔是连环画形式的反犹报纸《冲锋队员》周刊的创始人和编者，弗兰克就是死也不愿读到施特赖歇尔的谩骂章。施特赖歇尔若有所思地说：“有一个金属牌，它通常是挂在我在另一个牢区的单人牢房上方，号码是二五八号。”二五八号牢房在德国比较兴盛时期，曾是参观纽伦堡的狂热纳粹分的一处观光点。后来，那块金属牌被一名美军徽章收集者取走了。
一个会说德语的美军土让施特赖歇尔闭嘴。他点着犯人们的名字，给每名犯人指定一间单人牢房。弗兰克住进十四号牢房。一股强烈的霉味立即让弗兰克难以忍受，就好像空气也一直在这间牢房里受到监禁似的。牢房墙壁上很脏，污迹斑斑，只有几处新鲜的补丁，那里原来是挂钩、凸起部和接线盒，现在都去掉了，抹上了灰泥。弗兰克突然注意到，右面的一个凹进去的小间里有一个马桶，小间没有门，马桶没有坐垫圈。在左面墙下放着一张铁架帆布床，上面有一条**的床垫。在牢房的另一边，正对着帆布床，是一张桌。弗兰克用手轻轻敲击桌面，桌是用轻而薄的硬纸板做成的。牢房的正面铺设着一条蒸汽管道，上面是一个装了铁条的小窗户，从那儿，露出一小块灰色的天空。
弗兰克被铁栓发出的金属碰击声吓了一跳。他走向牢门，透过一个方孔向外张望，一个美国士兵正用双眼瞪着他。这里不会是瓦维尔城堡。
安德勒斯上校试图控制他的办公室门外不和谐的锤击声、吵嚷声和车轮行驶的轰隆声。基利上尉全权负责修复工作。“纹章应该是一大片蔚蓝色的，”上校重复地向一位给他做秘书，对于纹章不熟悉的美国兵说着，“滚过是深褐色的，纹章的表面主要以银白色为基色…。”安德勒斯最终决定把他的监狱工作人员调理成一支出色的队伍，他相信，就是给这个机构做再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比醒目的纹章和制服更能令这支队伍自豪了。当他的典狱长的任命下达时，他正亲自为第八五O保安队设计后形纹章。他已经勾勒出一副盾牌，上方有一把钥匙，象征者监狱的安全保障，盾牌的央是一个不偏不倚的天平，盾牌的底部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纳粹鹰徽。他可以想象出盾形纹章的许多用途：保安队的肩章、印有徽记的信纸、女性工作人员的徽章。他最大的愿望是，杰克逊法官采纳他的设计，把它作为国际军事法庭的正式标记。
在一片喧闹声，安德勒斯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来访者是道格拉斯-凯利少校，一名精神病军医。军方已经认识到，在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前，战犯必须有可靠的思维和健康的身体。于是，凯利被派到监狱任职。上校称他为精神病医师，可是，这个身分与他们职业军人压根儿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当地发现凯利是一个和蔼可亲而精明，并非那种郁闷不乐、举止诡秘的人后才舒了口气。
凯利漫不经心地向安德勒斯敬了个礼，要求占用上校几分钟时间。凯利说，一俟他们把犯人们安顿好，他相信他们必须为犯人们建立一座小型图书馆，他们将要为此花费大量的时间。这是令安德勒斯感到恼火的一种请求，他提醒凯利，他的重要使命是在他所看管的被告密切注视想要自杀的犯人。问题正是在这里，一定要让犯人们的思想有所寄托才是。安德勒斯的态度缓和下来。“好吧，我不希望犯人们因坐牢而变得精神失常。关在单人牢房里的犯人，若是具有忧郁焦点症的那些家伙的某几个的那种想法，那就会发病。”当凯利准备告辞时，安德勒斯要他多退留一会儿。他过几分钟就要向保安队作第一次情况介绍，精神病医生在场观察肯定有好处。
埃米利奥-迪帕尔马下士，绰号“大红一师”的第一师的一名老兵，他还缺少足够的点数被送回国。他奉命同其他几个没有任务的美国兵到保安队报到。在8月下旬的一个下午，迪帕尔马和其他十H名士兵站到了操场上，这是一块杂草丛生的硬土地，位于C牢区和一座美国士兵用作体育馆的建筑之间。一名全吼叫着让他们立正。一群军官从C牢区走向院，迪帕尔马仔细观察大步走在前面的一名上校。他的新指挥官的性格将决定从现在到他退役这段时期的生活质量。上校的制服熨得像剃刀刀锋般棱角分明。绿色的迷彩钢盔对于迪帕尔马来说新颖别致，上校胳膊下挟着的短马鞭意味着他不是一个穿制服的懒散市民。
安德勒斯上校命令众人稍息，然而他的声音和说话的方式丝毫也不缓和。安德勒斯用职业军官通常采用的方式，慢条斯理地，然而却是坚定地开始讲话。他告诉大家，他们现在是保安队的一部分，这将是一支令人自豪的部队，他们负有历史使命：看守人类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坏的罪犯。作为“哨兵”，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搞清楚，这些人是战犯。他们的军衔没有关系，不存在相互敬礼或其他军事礼节。当一名看守走进牢房时，犯人们要起立。当一名美国人走下走廊时，犯人们要站在一旁。上校不断地提及他们是哨兵，而不是守卫，这使这帕尔马感到不安。对于一名老兵来说，这个字眼不受欢迎，带有要求苛刻的意味。安德勒斯继续说道，哨兵们每二十四小时换一岗。他们在牢区执行任务时，工作二小时，休息四小时，监狱已经在C牢区的三层楼上开辟了一间娱乐室。那儿备有扑克、乒乓。床铺和书籍。每名看守负责四间单人牢房，安德勒斯接着说，看守必须透过牢门上的方孔直接监视他的四名犯人，视线转移的时间不能超过三十秒，看守的主要职责是保证犯人们活着。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犯人相互交谈或同看守交谈，也不允许看守之间相互交谈。迪帕尔马开始想象那没有尽头的二小时定额任务。
安德勒斯的余下话题是平淡无奇的日常工作。早餐在上午七点开始，随后，被告要清扫整理他们的单人牢房。十二点开始午餐，晚饭在点开始。每星期一次凉水淋浴。图书馆下午开放。晚上9点熄灯，同时，犯人们要上缴他们的眼镜、钢笔和手表等一切可以切或刺的物品。每当牢房没有犯人的时候，无论何时，都要进行检查，其包括低头仔细察看马桶。事实上，在安德勒斯的所有讲话，只有一句话，他们听得最清楚：“拒不服从将作为违犯军法处治。”
上校说，看守在牢区内不必携带武器。但是，每间牢房的门旁都要悬挂一根包着皮的、里面充斥着棉花和铅丸的棍。看守们只能在跟随着犯人们到牢房外面的时候，手里才擎这种棍。如果看守们不得木使用它的话，也只能击打肘部和肩膀。安德勒斯解释道，棍就是狱卒的理想武器，它可以造成很痛苦的伤害，却不会皮开肉绽。
上校的声音变得几乎像慈父般，他说：“你们当的所有人差不多都目睹过战斗。你们在路旁，在杂草，在燃烧的坦克上看过你们伙伴的尸体。你们看过你们朋友的墓地，他们再也不能立功凯旋了。这些罪犯就是让你们的朋友们永眠在那里的人，你们的任务就是看着他们活到被审判的时候，这就是一切。当安德勒斯转身离去时，迪帕尔马说不清楚他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位已是他的顶头上司的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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