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听到巴赫一泽莱威斯基在法庭上说犹太人甚至不被看作是人时，吉尔伯特头脑突然闪现出一些东西。他拿着法庭记者给他打好的证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吉尔伯特翻到一周前他做的奥托-奥伦道夫证词的笔记，还有威斯利森尼的叙述。威斯利森尼说阿道夫-艾克曼曾令人悚然地夸耀他屠杀过数百万人。

        为什么经过精密安排、常规实施的集体屠杀一般都由有教养的人来执行？为寻找这个答案，吉尔伯特费尽了脑筋。他对达豪判刑罪犯的探访为这个谜提供了部分答案：那是因为有一种造成盲目服从的化。奥伦道夫的证词证实了这一点。巴赫一泽莱威斯基今天的陈述提供了另一部分答案，对此吉尔伯特最近思考得很多。普通德国人不会去杀死无辜的人们。但是如果像巴赫一泽莱威斯基指出的那样，德国人成年累月地受到强大的宣传影响，说斯拉夫人或犹太人不是真正的人，而是应对德国的不幸负责的堕落种族，那又会怎样？如果这种态度是政府官方的立场，那又会怎样？如果把这个国家犹太人被剥夺了的法律权利（工作权、财产权、婚姻自由甚至公民权）给予最低层的德国人，那又会怎样？所以，具有盲目服从性格的人，被要求去铲除社会上的寄生虫，他就找到了这样做的合理基础。吉尔伯特认为，这两个因素大体上说明了那个“为什么”。不过，还应该有更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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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关组织的起诉已经结束，辩护将在稍后时间进行。法庭日程表上的下一个安排是对被告个人的起诉。1月8日，指控第一批被告人即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时，法庭上宣读了大量的件。第二天早晨，当被告们离开操场时，凯特尔咋呼一声立正，转开身让赫尔曼-戈林在他前面走回监狱。这天晚上他同奥托-纳尔特会面时，他想告诉这位辩护律师戈林可以怎样帮他。

        凯特尔期待着纳尔特的到来，这也是为了打破生活的单调乏味。现在白天很短，晚饭后几乎就不能读信或写信。他们只得在昏暗趴伏静坐，直到9点**睡觉。而这时，看守们却违反常情地用可恶的探照灯照进牢房。他们唯一不被盯着的时间是坐在凹室的抽水马桶上的时候，这时看守门只能看见他们的脚。对他们来说，生活已经变为周一到周五在法庭受审，夜晚和周末忍受孤独。只有与他们的律师会面、凯利和吉尔伯特的巡视以及操场上几分钟的活动才打破这种状态。尽管有令人尴尬的直肠检查，凯特尔还是期待着每周一次的冷水淋浴。

        奥托-纳尔特是辩护人员的一名前纳粹律师。他是个税务律师，过去曾发现他与纳粹党的关系对开展律师业务很有用。在会客室见面时，纳尔特律师问凯特尔在早期审讯是否确认了自己在“突击队命令”上的签名。凯特尔点了点头。他作怎么样的选择？普鲁士军人荣誉的准则迫使他讲了真话。纳尔特想知道，凯特尔认为戈林能为他做点什么？凯特尔解释说，他曾经恳求戈林让他去前线指挥部队。虽然是陆军元帅，让他去指挥一个师也愿意，只要能躲开元首每天的侮辱，让他干任何事情他都会心满意足。如果戈林在法庭上能证实凯特尔曾作过这样的请求，凯特尔推想那将证明他并不是希特勒朝廷死心塌地的成员。纳尔特在分手时间凯特尔，是否有话捎给他的妻？她目前和约德尔的妻一起住在纽伦堡。凯特尔说，他给家庭带来的耻辱是他一生最大的痛苦。凯特尔告诉律师说，就请她为他祈祷吧。

        虽然丈夫的过于普鲁土军官化并不能怪她，但凯特尔太太还是要部分地为她丈夫现在的命运负责。1934年，凯特尔已接近实现了自己的。父亲去世后，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军队，去做坐落在布伦瑞克的赫尔姆谢罗德地方他的家族领地的主人。莉萨这位酿酒商的女儿却十分固执地反对。为什么她能成为将军夫人，却要当一个农场主的妻呢？凯特尔就这样继续待在军队。当希特勒任命他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时，凯特尔的军官同僚们都大吃一惊。希特勒一次说凯特尔有“电影院引座员的头脑”时，另一位军官问元首为什么要任命他为德**队的最高层人物，希特勒回答说，因为此人“像狗一样忠诚”。

        外表潇洒英武的凯特尔也为另一个目的服务。1938年在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在威胁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许士尼格交出国家权力时，大声地把凯特尔从接待室叫出来。元首问道，德**队已经进入进攻准备状态了吗？凯特尔作了肯定的回答。他站在那里，身穿整齐笔挺的制服，是个十足的军人形象。这个不言而喻的信息对许士尼格起了作用。

        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只是一名下士，可是凯特尔却被元首的军事天才迷住了。不管将军们提出什么争议问题，希特勒总能引用毛奇、施里芬或克劳塞维茨的话予以对付。凯特尔深信不疑地承认，在军事问题上，“我是学生，而元首是大师”。

        与律师见完面后，凯特尔被送回牢房。除了门锁在他身后砰地一声关闭后，牢房内的一切如死一般寂静。他脱去外衣，叠折整齐。因牢房里不允许使用钩和挂钉，他就把衣服放在石头地板上。凯特尔问看守他今晚是否可以坐在床上熬夜，因为他脖上长了个讨厌的疖。这件事他没有告诉弗鲁克医生，他也从来不向医生报告他的病情。不过，他的苦行僧似的生活是人为约束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而且他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现在的血压是一八O：一O0。他曾向凯利少校透露，他在战争曾经三次想自杀。凯利这样写过凯特尔：“目前，他已没有继续活下去的需要，因此，他是最有可能自杀的人物之一。”

        辩护律师们把司法大厦附近一个幸存的小旅馆——星球旅馆作为自己的聚集点。奥托-纳尔特在与他的委托人凯特尔见面后到了那里。走进旅馆时，一堆柴火半明半暗地烧着，热气微微，纳尔特觉得很是不错。时间已很晚了，他只找到了一位同事路德维希-巴贝尔。旅店老板给纳尔特来了一杯啤酒。巴贝尔说，德国啤酒是从战争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的一种东西。纳尔特一脸倦色地说，他但愿上帝保佑多斯勒的证词从来没有出现。他怀疑，当一名德国将军已因为执行命令而被枪决时，他怎么能挽救发布这项“突击队命令”的那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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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方已起诉完坐在被告席前排的被告，一个接一个，就像对付射击场上的靶一样。五月9日轮到罗森堡。当施特赖歇尔开凿反犹的沟壑时，罗森堡则竭力把反犹思想提升为一种体面的哲学。对于令人发笑的纳粹头衔，例如负责监督党的意识形态整体训练暨教育的副元首，以及负责保卫党和国家的国家社会主义哲学的长官，他都非常热衷。罗森堡被起诉受审，是因为他后来担任东方占领区部长和洗劫艺术品行动负责人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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