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终于离我们而去。天气暖和起来，白天也变长了，颓垣断壁的野草籽开始冒出嫩芽。新来的美国兵远足齐柏林田径场，相当于现今的朝觐活动。他们登上希特勒曾经发表演说煽动人民的讲台，做出模仿纳粹分致敬礼的姿态，用廉价的照相机拍下这些镜头。

        3月7日傍晚，几名被告的辩护律师在星球旅馆碰头，一边喝啤酒一边讨论第二天有关他们经手的案的开庭陈词。他们说话的样，像是在陌生的新场地受训的运动员，就要第一次在这个场地参加比赛似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法律制度对他们就像是一身裁剪失当的西服，他们甚至对审判的核心还感到茫然不解。真是要作出诚挚的努力来惩治罪魁昭雪无辜？抑或仅仅是胜王败寇？应该说，劳伦斯爵士的公正无私是毫无疑问的，凡是德国人的对手能获得的件，他们都能获得。对他们与当事人的商议几乎没有时间限制。盟国当局付予他们的酬劳相当不错。可这是为什么呢？胜利者为什么要搞这个耗时耗财的举动呢？这在德国人的历史上可没有先例。

        审判室里的气氛可不是这样，大家立刻就感觉到了。证人席一直设在法官席和被告席的正间，却在前一天夜里给挪动了。俄国法官得知被告将和原告在同一证人席上做证，感到很愤慨。劳伦斯爵士在最后一刻找到妥协办法。为了使俄国人不因离被告近而感到大受冒犯，他提出把证人席干脆挪到离法官远而靠近被告席的位置，而不是另行替换。

        旁听楼座里被挤得水泄不通。纳粹主义的黑色之星戈林预计将作为第一个被告证人出庭作证。但是，奥托-斯塔马尔传唤出庭的第一个证人却是纳粹德国空军将领卡尔-B-博登沙茨。博登沙茨曾是戈林在里希特霍芬空军队服役时的老战友，后来担任帝国元帅与希特勒之间的联络官。他的证词旨在证实：1943年以后戈林在希特勒面前名誉扫地，并不再行使任何重大权力。第二个出庭的是陆军元帅埃哈德-米尔希，前飞机制造总监。这时，从检察官席传来一阵抑制不住的笑声，因为其一个律师低声提醒他人注意戈林眼的米尔希的地位，称他是“我屁眼里放出的屁”。

        法庭休庭。星期一上午复庭。斯塔马尔继续传唤证人。在星期三即3月13日下午之前，戈林不会出庭作证。

        弗鲁克大夫在前一天晚上去看过戈林，发现他的病人焦虑不安，坐在桌旁边，手里捏着一张绔巴巴的纸，说话嗓门大。汉斯-弗里奇是一个职业广播家，在分析前几位德国证人失败后，写了一份名之为“给发言人的建议”的忠告书。他注意到，德国人的话往往给译错了，因为他们使用长句而把动词放在句末，而且说得太快。他们应该慢慢讲，用短句，尽量把主语和动词放到一起。在思考之间稍作停顿，使翻译有时间跟得上。戈林现在努力记住弗里奇的这些忠告。

        戈林很有风度地跟来访的客人寒暄。弗鲁克大夫的关心对他总是一种激励。大夫询问那天夜里他是否要服用药性更强的镇静剂，他对自己哪怕是浅睡片刻也没有把握。弗鲁克提醒他，自然睡眠和服药入睡是不同的。还告诫他在第二天必须保持警觉。戈林决定吞服平时用的药片。

        如果说保罗-施密特是纽伦堡的译员所亲眼见过的最佳译员的话，那么，沃尔夫-弗兰克则紧随其后屈居第二。当初，这位身着英国陆军上尉的佩有饰带的制服、惹人瞩目的人来参加考试时，彼得-尤伯拉尔可没想到碰上了一个语言家。跟施密特一样，弗兰克操一口上流社会的英语，在英语和德语之间随意转换，毫无瑕疵。他是犹太人开办的巴伐利亚发动机公司（B）的工厂厂长的儿，明年代末逃到英国。他放弃了为他提供的安稳的语言工作的职位，自愿加入突击队。在纽伦堡，他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成为英德之间独一无二的译员，当戈林步入证人席时，他并不感到轻松。斯蒂尔处长找不到拒绝接受他的理由。

        下午2点30分，身着淡紫色罩袍的斯塔马尔从辩护律师席上站起来，传唤证人。戈林移步向那扇小门走去，这扇门从被告席通往审判室发言席。他那身蓝灰色的制服刚刚烫过，穿在身上却像没有挂好。锒铛入狱后，他掉了七十磅肉。小门打开，露出戈林那双擦得发亮的黄色皮靴，裤松松地垂在靴上。他的脖上围着一条深红色的围巾，让人想起他那王牌飞行员的日。他拿着一个紫色的厚件夹，迈着坚定的步走向证人席。当劳伦斯法官要他宣誓时，他涨红了脸：“请跟我重复誓词：我向全能和无所不知的上帝起誓，我将毫无保留地陈述真实情况！”戈林举起右手，手抖得厉害，用颤巍巍的声音复述誓词。

        戈林是否相信纳粹党是合法上台的？斯塔马尔问道。他打开笔记本，笔记本纸页在手里颤抖。他的声音一开始模糊不清，然后逐渐恢复自信，变得洪亮起来，发音准确，发RS音时尤显力量。戈林几乎不看笔记，井井有条地讲述了纳粹主义兴起的历史。“我们一旦上台，”他说，“就决定不顾一切执掌政权……我们不想把政权留给机遇、选举和国会多数……”这些话如同猛然浇到审判室里的冰水，戈林陈述没有道歉，毫不躲避，绝无软化迹象。他解释说，一旦跨上马鞍，纳粹党就想取消国会、解散地方议会、结束个人权利。杰克逊恼火地注意到，戈林的回答花了二十分钟，劳伦斯却未加干预。

        斯塔马尔暗示戈林解释一下，将礼仪性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集于希特勒一身的主意是怎么来的。这很简单，戈林说，他们从美国总统类似的双重角色找到榜样。那集营呢？斯塔马尔问。戈林详细叙述了为什么以及怎样开始搞集营。纳粹党在建立秩序之前怎能进行统治？如果任其死敌尤其是**人肆意妄为，又怎能维持秩序？“问题是如何消除危险，”戈林说，“只有一个办法行得通，这就是保护性监禁。”至于说集营名称的由来，可不是起源于纳粹分，而是来自外国报章，纳粹党人只不过接受了这个名称。他讲了两个多小时，由怯场紧张而恢复自信，而后显然陶醉在自己的表演之。

        珍妮特-弗兰纳离开审判室时感到不胜惊讶。她坐在记者专车里，一言不发，细细咀嚼戈林初展辩锋的意义。刚回到施坦因城堡，她就挥毫为《纽约客》撰写专栏章。她写道：“在这个人才平庸的历史时期”，她亲眼目睹了“这一时期最睿智明达的头脑之一”。可是她认为，戈林“聪明睿智却无良知”。

        霍华德-史密斯从审判室下楼到新闻室时，心琢磨着这个下午的重要性。证人席上的赫尔曼-戈林远胜于史密斯心目早年的狂放不羁的“帝国元帅”。“明达之人面对死神而别无所失时，”史密斯告诉他的电台听众，“他能奇迹般地全神贯注地进行思维。”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陪着被告们步行回牢房。戈林不得不压抑着，以免他激动的话语盖过周围的人群。看守还得阻止人们前来跟戈林握手，把他当做刚刚挽回一场比赛的体育明星来对待。邓尼茨转身对斯佩尔说：“你看，甚至法官们也被打动了。”斯佩尔不得不同意。随后吉尔伯特驻足戈林牢房前，发现他端坐床上，晚餐还未动。他告诉吉尔伯特，自己太激动，吃不下东西。“我压力太大，”戈林接着说，“特别是头十分钟，我简直不能让我的手停止颤抖！’然而，他期盼着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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