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庭出示那些令人毛骨依然的证据的日里，一股羞耻的气息时时刻刻充斥着牢区。但在法庭作出使犯人们又满怀希望的决定那天，昔日那种盛气凌人的傲气又弥漫在走廊里。今天，C牢区气氛十分紧张。
里宾特洛甫向军医罗斯卡尉抱怨说，他患有失眠症。罗斯卡提醒他说，弗鲁克医生那天晚上会带来平常的镇定剂。这位前外交部长想给这位医生读一读他刚给妻写的一封信：“成千上万人倒下了。德国被摧毁了，我们的人民一蹶不振。难道我不也应该倒下吗？我现在非常镇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会昂起头来。我会在另一个世界里与你相会。”医生认为怎么样？里宾特洛甫很想知道。罗斯卡对这一“分裂的人格”印象极深，他曾被告知要密切观察他，因为这一“分裂的人格”显示了意料不到的尊严气派。信写得很好，医生答道。
罗斯卡打断了正在写回忆录的凯特尔。他对这位陆军元帅把牢房收拾得如此整洁光泽颇为惊讶。凯特尔垂头丧气，但他告诉医生他感觉很好，接着便又回去写作了。明天是10月16日，五年前的同一天，他起草了“报复令”。“人的生命在紊乱的国家里往往分不值。”他曾在命令里写道。接着他便下令处决五十名人质以报复一名德国兵之死。就是这一命令和其他类似的命令使他进了这一监牢，在这里他的生命分不值。
格雷克牧师与奥康纳神父坐在监狱办公室里，脑里一直想着并议论当天晚上要举行的一连串世界级比赛。格雷克准备给他家乡的圣路易红雀队投下十美元的注，而奥康纳通常是道奇队球迷，却给波士顿红袜队下注。弗鲁克医生在旁听着，但什么也听不懂。一个看守来通知两位教徒和弗鲁克，上校想要在他的办公室见他们。
安德勒斯压低了声音。他刚接到四方调查委员会的通知，要在当晚11点45分叫醒死刑囚犯，让他们吃最后一顿饭，然后把他们带到体育馆，午夜过后将在那里开始行刑。能现在通知他们吗？弗鲁克问。不，安德勒斯说。在今晚叫醒他们之前，一切如常进行。甚至照常给服用安眠药的犯人发药。他警告，在此屋说的话，一个字都不得向他人转述。尽管弗鲁克是德国人，从法律上说还是个战俘，安德勒斯仍完全信任他。
那天下午，奥康纳神父探访了弗兰克、卡尔登勃鲁纳，还有塞斯一英夸特，问他们有什么想要供认，想不想举行圣餐仪式。他看出他们眼神恐慌，对他们的无法躲避的问题，他假装不了解。
弗鲁克医生要看守的一个下士登齐尔-伊迪陪他去戈林的牢房，他说要给戈林一种轻度镇定药。伊迪陪着医生来到五号牢房，看着弗鲁克医生给戈林测脉搏，然后给了他一片白色小药片。戈林督促医生提供最新消息。上校的警告还在耳边回响。但弗鲁克仍认为他应该帮点忙。他只敢说一句话：“今夜可能证明是很短的。”戈林说，他不想改变化的生活规律，做任何可能引起对他注意的事情，但他仍必须保持警惕。如果他像往常一样服用安眠药，怎么能办得到呢？弗鲁克答应给他想办法。弗鲁克一离开，戈林立刻叫来奥托，施特伦，让他拿点纸和笔。图书管理员回来后，戈林便坐在破桌旁，用大胆泼辣而有力的笔体写道：
致盟国管制委员会：
我不会反对你们枪毙我。但是，我不会那么容易让你们用绞刑来处决一位德国的“帝国大元帅”！而且，我认为我没有道义上的义务来服服贴贴地接受敌人对我的惩罚。为了这一原因，我选择了像伟大的汉尼拔将军那样的送命方式。最后，戈林流利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赫尔曼-戈林把自己看作一个荣耀的人。这一监狱的某些人都冒着一定的危险向他表示过友好，尤其是惠利斯和弗鲁克医生。他欠着他们的情分。于是他又拿来一张纸开始写道：“指挥官先生：我从入狱之时起就随身带着毒药。”他接着说明，他把三瓶毒药带进了蒙多尔夫监狱，在他的衣服里可以找到他有意留下的第一瓶。另一瓶藏在行李间他的梳妆用具箱内的润肤霜的盒里。第三瓶，他说，藏在“这间牢房里如此之隐密，以致经过反复而彻底的搜查，也是无法找到的”。他说，在法庭时他把它藏在靴里。他最后写道，“这不应归咎于任何负责搜查的人，因为实际上是不可能找到这个瓶的，就算找到了，也纯属巧合。”他签上名，然后决定另写一行。有一个人是他毋须加以保护的。他写道：“是吉尔伯特医生，把盟国管制委员会拒绝我要求将行刑办法改为枪决的请求这一消息告诉了我。”
下一封信是写给他妻的：
我唯一的爱人，经过严肃的考虑和对上帝虔诚的祈祷，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免被我的敌人用那么惨绝人寰的手段来处决我……当我最后一次向你道别的时候，我的生命已走到尽头。从那时起，我感到宁静而安心自得，我把自己的死看成是一种解脱。我把死当作上帝给我的暗示，即在数月铁窗生活后，给我留下了从凡俗的生存解脱出来的手段，并且这种手段从未被发现……我的一切思想都是与你、埃达和我最亲爱的人。心心相印，我最后的心跳是为了我们伟大而永恒的爱情。
他又用钢笔匆匆给格雷克牧师写了一张便条，要求他原谅，但又说：“为了政治上的原因，我不得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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