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阳光透过小屋破锈纱窗的四方格，直直射进了我的眼睛里。

        又开始刺痛了，心口堵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仿佛只有眼泪的附加才能勉强述之于口，连太阳都在逼自己一把。

        挣扎着睁开眼，我醒了。

        我在哪儿？没在一醒来就是尿骚混脚臭味儿的宿舍，也不在那个空旷地一尘不染的家里。而是在出生和贺黔住了十年的破出租屋，躺在小铁架床上。

        哦对，昨天我们回来了，贺黔给我煮了碗带俩鸡蛋的面，吃了就睡，这不，又一觉睡到了大中午。

        贺黔呢？每每有他在的空间总能让我安心，无梦无魇睡一整晚好觉，我琢磨出这么一个规律。

        操。这规律让我心里更堵得慌了。

        好像只有缩回这个破壳里，缩回他身边，我才能把那身紧绷的、防备的刺暂时卸下来，变回一个会哭会脆弱的东西。这认知真他妈让人火大，又无可奈何。

        我躺着没动，耳朵却竖起来了。

        是贺黔。

        他在收拾昨晚的碗筷，水龙头开得很小，水流细弱地砸在水池里。然后我听见他摸口袋的声音，很轻的、布料摩擦的响动，接着是极细微的“嚓”一声—是打火机。过了几秒，一缕极淡的烟味飘进来，陈旧、辛辣。

        他在抽烟，站在厨房的窗户边抽。我几乎能想象出那个姿势：微微佝偻着背，手肘撑在掉漆的窗沿上，目光没有焦点地落在楼下某个污水横流的角落，沉默地吞云吐雾。抽得很慢，像是在数着时间，或者，在压下什么。

        他以前不这样，至少不常当我面这样。他说烟味不好闻不健康，对小孩不好，现在呢？是觉得我大了，无所谓了？还是他自己急需这口尼古丁，来压下某些比我眼泪更沉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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