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廿五，已过立秋，广州的天气仍旧闷热如蒸笼。

        骑楼廊下的街坊摇着蒲扇闲聊：“报纸上讲日本人要来，讲了大半个月，连个飞机影子都没见着。”

        “倒是组织了几回防空演习，珠江边架了几门高SPa0，稀稀拉拉的，摆样子罢了。”

        警报响过好几次，始终没见炸弹落下来，街坊们便渐渐松了心，该喝茶喝茶，该摆摊摆摊。

        城市表面的平静下，暗涌早已翻了起来。消息灵通的富商早悄悄把家眷和资产转去港澳，林晚意更是几天前就动身去了英吉利，提前打点好了住处。

        谭巧音把大半家产去汇丰换成外汇，转去港澳新开的户头。之后收租的事全权交给兰姨，还特意吩咐：“给所有租客减免三分之一租金。”大院里的人都念她的好，说八姑这是开了善堂。

        主卧里，阿香看着谭巧音把存折、印章一件一件码进铁皮箱，动作不紧不慢，似是只出一趟远门。

        早前阿香已经去报馆辞了行。主编听说她要去英吉利，沉Y片刻，写了封给《泰晤士报》编辑的推荐信，拍着她的肩说：“好好g，别丢国人的脸。”阿香接过信，深鞠了好几个躬。

        船票的事也终于落定。谭巧音托旧关系弄到一张，主编也动用了人脉替她补上一张。

        两张船票到手那天，两人坐在天井的藤椅上，把票放在膝头反复看。八月三十日。

        谭巧音指尖摩挲着船票边缘说：“到了那边先找林晚意，她信上说住处都安排好了，离报馆不远。”

        阿香小心翼翼把船票夹进账本里，夹在金兰契那一页的旁边说：“好，安顿下来我就去报馆报到，把推荐信递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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