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用工作把自己填满。

        她把所有待办的事情往前赶，把本来下周才需要处理的报告今天写完，把本来可以交给的跟进工作自己去做，把每一个可以用来思考其他事情的空隙，全部都用案件塞住。

        她告诉自己这是效率，这是负责任，这是她一直以来的工作方式。

        她知道那不是真的，但她让那个说法留在那里。

        那个星期，她和Elena的互动回到了一种很像最初的状态。

        不是冷漠，是公事公办——开会的时候说案情，讨论的时候说数据，有问题的时候问，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在它应该在的位置。

        但那个位置和三个星期前不一样了，因为她们两个都知道那个位置是刻意的，不是自然的，是用力把它放回去的。

        &没说什麽。

        她继续工作，继续七点半到，继续是最後几个离开，继续在会议室里用那种不急不慢的方式说话。

        但她不再带两杯咖啡了。

        不再在办公室门口停一秒了。

        不再在茶水间等的时候多说一句不关工作的话了。

        这些改变都很细微，细微到除了，可能没有人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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