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建国以来，言论就相对自由，客观上来讲，由于香港的存在，大明无法封锁所有的自由舆论，无法做到日本那样的严格新闻管制，主观上来讲，朱敬伦认为，舆论的引导和批评，有助于老百姓的现代性启蒙和释放社会矛盾压力。

        你让人说话总比不让人说话的怨言要小的多。

        而且这些年朱敬伦通过巧妙的周旋，始终让政府处在中立位置，并没有成为舆论批判的重点。

        大明的舆论其实很有意思，最先开始办报的是一批新派人物，他们掌握了十多年的媒体话语权，后来传统士大夫也开始介入创办报纸，尤其是教育改革期间，新派对乡村士大夫进行了密集的文化垄断批判之后，士大夫阶层开始主动办报，跟新派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大论战。

        他们围绕了大量思想和意识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论战，主要集中在西化和变革上。

        一批新派报纸已经开始了全面西化的鼓吹，而老派报纸则强调中国道德文化的优越。

        两派谁也说不了谁，比较折衷的态度，还是满清洋务派那一套。

        就是不能动传统思想的内核，可以在技术方面进行引进。

        就如沈葆桢说的：“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

        士大夫极力反对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你连中国人的性情都变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中国还是中国吗。

        在这些大论战中，政府始终保持沉默，很好的将自己孤立于舆论的漩涡之外。

        这跟日本截然不同，日本新闻管制很严格，但是私下的各种传单去十分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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