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此后回到曼海姆，在那里创办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在大萧条的年代里，他没有多少业务可做。他参加比赛，可是从来没有得过前二名。后来通过纳粹党内关系，他得到了一个设计纳粹党区总部的机会。那时已任总理的希特勒对斯佩尔所做的这项工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于是选择斯佩尔负责筹办1933年纽伦堡的纳粹党大集会。后来斯佩尔又被请去建造帝国总理府和希特勒在柏林的私人别墅。在柏林工作期间，元首一天晚上邀请斯佩尔和党的其他领袖共进晚餐。一身尘土的斯佩尔请求离去。希特勒说，不行。他派他的随从回去为这位建筑师拿衣服。那天晚上，很注意身分的戈林好奇地直盯着斯佩尔。在希特勒身边坐着一位不认识的年轻人，身上穿着元首的带金色党徽的蓝色运动上衣。

        斯佩尔成了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能与欧洲最有权势的人物谈上几个小时；在剧院里，他坐在希特勒的旁边；在最好的饭店里，他与希特勒同桌进餐——对一个刚满二十八岁的人来说，这真是令人陶醉兴奋的事。在希特勒看来，斯佩尔反映出在希特勒自己而不是党内任何人身上看得到的东西：艺术家的精神。希特勒有一次告诉这位建筑师，他想在纽伦堡齐柏林田径场修建一座规模宏大的看台。原先那里是个旧的电车站，当电车站拆毁时，斯佩尔注意到现代建筑无助于保护壮美的遗址，他想出一个主意来见希特勒。斯佩尔将用“遗迹价值”来构筑大看台，他设计了草图，显出这个建筑在一千年里的样，即使塌毁也不失其威严。这正是希特勒欣赏的想法。

        对斯佩尔来说，他也偶尔瞅见他新主干的阴暗面；但据地自己承认，他已被“行使大权、对人们发号施令以及挥霍无度的**吸引并深深陶醉”。希特勒使斯佩尔向往的这一切都成为可能。元首像是卢多维科-斯福尔扎，而斯佩尔就像他的达-芬奇。

        如果希特勒能够说有一位朋友的话，那么这人就是斯佩尔。斯佩尔建成帝国总理府后，希特勒把他召进办公室，并且有点不太好意思地送给他一份礼物。那就是希特勒1909年在维也纳画的哥德教堂的水彩画。希特勒这一举动使斯佩尔受宠若惊，但斯佩尔对这幅画不敢恭维。他后来曾写道，这幅画“精确、细腻，但是显得非常死板，没有一笔是富有生气的”。

        斯佩尔回忆道，和希特勒相处的早期可以说是浪漫的篇章。现实的阶段从1942年2月8日的意外突发事件开始。斯佩尔赴“狼穴”——元首在东普鲁士拉斯腾堡的总部，开会讨论建设计划问题。出席讨论会的还有战略物资部部长弗里兹-托德特博士。斯佩尔准备第二天早晨和托德特一起乘飞机回柏林，但希特勒一个人喋喋不休地谈着现代艺术的衰落，一直把斯佩尔留到凌晨两点钟。斯佩尔决定改变行期并睡一觉。

        一阵电话铃声把他吵醒。希特勒的内科医生卡尔-勃兰特博士通知斯佩尔说，托德特博士因飞机失事已死亡。这一天过去前，希特勒任命斯佩尔为托德特的继任者。作为战争物资部部长和建设计划的负责人，斯佩尔立刻发现自己控制着二百十万工人。他后来又担任海军生产项目主管，他指挥的工人达到三百二十万人。到他取代戈林负责飞机生产并担任经济部长时，已有一千二百万德国人和外国人在斯佩尔的手下干活。斯佩尔到三十八岁时，已实现了那个占卜者所预言的前一半。

        经营国家的兵工厂本身并不构成战争罪。但在纽伦堡，斯佩尔也许还得说明一些不太能辩护清楚的行为。1943年12月，他视察了坐落在哈次山脉山洞里的一家工厂，即德国秘密火箭武器V－2的制造点。潮湿的石灰岩洞里关着五万多名奴隶劳工。这些工人一旦进入山洞，就必须一直待够三个月。他们每周工作七十二小时，每天吃一千一百卡热量的食物。这里几乎没有卫生设施和休息住处。因为空气潮湿和气压低，劳工的肌肉和骨骼组织很快坏死。洞有些地方过于低矮，工人们只得蹲着干活，以至于他们后来再也站不直。该工厂的死亡率高达平均每天一百八十人。

        斯佩尔感到震惊。他在视察后写了个报告说，那种工作使驱赶劳工们干活的党卫军士兵承受了无法承受的精神压力，一些士兵精神崩溃，只得频繁调防。

        斯佩尔还视察了毛特豪森集营。那里的犯人从一百八十级台阶深的石坑里往上扛石头，直到累死为止。他已向美国审讯人员解释过，他是去那里视察一个铁路运输新终点的工地，只见到集营的一小部分。他没有亲眼看见什么暴行。

        斯佩尔知道，最难解释清楚的是他与希姆莱的关系。因增加工人越来越难，他去找控制着集营几十万犯人的希姆莱。1943年10月，在波森的一次纳粹党务官员（包括管理各区的大区领袖以及在央的全国领袖）的会议上，他和希姆莱都发了言。斯佩尔用对上帝的敬畏来向党的官员施压，说到增加劳动人力时，他表示他不会容忍任何阻力。斯佩尔警告：“我已与希姆莱说过，从现在起，我将严厉处置拒不执行这些措施的地区。”

        希姆莱接着讲话。戴着眼镜、下巴圆滚滚的希姆莱要求各大区领袖理解他本人和他的党卫军肩负的重担，他说：“说犹太人应该灭绝很容易，但对执行这一任务的可怜的普通士兵意味着什么呢？”他继续说道：“我在这个圈里给你们说的话，希望你们绝不要到处谈论。当出现问题时，对妇女儿童应该怎么办呢？我决定采取干脆的解决方法。一方面灭绝那些男人，而另一方面又让他们的孩长大后向我们的孙们复仇，我不认为这样是合理的。必须作出一项严厉的决定，这些人必须从地球表面消失。”斯佩尔告诉盟军，他不知怎么错过了希姆莱的这次讲话。他这样说不管是真是假，但他的审讯者认为希姆莱的讲话内容不传到他的耳朵里是不可想象的。

        希姆莱的一位助手把斯佩尔对劳工的需求描述为“永不知足”。1944年春，他要求从奥斯维辛集营得到四十万名工人。斯佩尔几乎不能否认他对集营性质的了解。早些时候，他的一位朋友，下西里西区大区领袖卡尔-汉克就曾提醒过他。汉克说，他在战场上见过死亡，但他见过的所有这些死亡绝不能与奥斯维辛的死亡相比。斯佩尔决定不接受去那里视察的邀请。斯佩尔没有向汉克追问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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