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店的老音响放着爵士，很小声。磨豆机轰隆了一阵，停了。

        江宇盛从头到尾没有出声。

        他听的样子很奇怪——张熹宜见过他无数种听人讲话的样子：总召的、会长的、安抚的、谈判的——此刻全都不是。他只是听，眼睛看着桌面上一个固定的点，手放在杯子两侧，没有碰杯子。像一个人站在自家的火场前面，火已经熄了七年，他在听监识人员逐条念出起火原因。

        她讲完了。

        「……就是这样。全部。」她说，「沈学姊那边，我昨天已经当面讲过了。她要我亲口告诉你。我知道道歉没有用，我不是来求原谅的。我是来——」她停了一下，找那个词，找到了，「结案的。」

        沉默。

        爵士乐换了一首。窗外有脚踏车铃响过去。

        江宇盛终於动了。他拿起咖啡，喝了一口，放下。然後他开口，声音不大，很稳，稳得让她背脊发凉——因为那是他对厂商的声音，她认得，每一个字都算过的那种：

        「我问你三个问题。」

        「好。」

        「第一个。七年来，你看着我。」他说，「决裂之後那半年，我瘦了八公斤，你坐在我斜前方两公尺，天天看着。後来每一年的同学会，有人问起她，我说是我不好，你也在场。你看了七年。你是怎麽做到的？」

        张熹宜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这个问题b任何辱骂都重，因为它不骂她做过的事，它问她做过的日子。

        「我做不到。」她说，声音碎了，「我没有一天做到。我只是每天都告诉自己，明天再说。七年的明天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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